许知远：再见，乔治·凯南
自从3年前开始试着去理解国际政治以来，乔治·凯南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智力偶像之一。乔治·凯南开创了一种让每一个抑制不了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评论家都想去模仿的模式，尽管谁也未能获得成功。在二战结束不到两年的1947年，正当美国不知如何处理与他曾经的盟友前苏联的关系时，一篇署名为“X”的作者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苏联政策的起源》(The Source of Soviet Conduct)，作者在其中提出了“遏制”战略，而X正是乔治·凯南。或许在整个现代政治史上，从未有一篇文章起到过如此重大的作用，在杜鲁门政府急于为世界画出一张新的战略图时，凯南的分析提供了指南。此后，每一代雄心勃勃的政治作家们都试图在属于他们的历史性时刻重演这一幕，1989年时他们尝试过，而2001年时，他们再次努力过，他们中一些人获得了一时的声誉，比如福兰西斯·福山，或是罗伯特·卡根、法里德·扎卡里亚，但他们距离凯南的成就实在过分遥远，他们的判断在当时流行一时、引人瞩目，却不过被证明昙花一现，而凯南的文章却在至少40年里发挥了作用。
这位“X”太过著名，以至于后来者很少真正阅读这篇文章，也忽略凯南有着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即使他当时对于前苏联的分析，也没有当时的杜鲁门到里根间的那一任美国政治领导人理解的那样简单。事实上，他甚至否定了自己。他在1947年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中说，前苏联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都对美国构成了重大的危险。但在整整40年之后，他却承认，前苏联仅仅在军事上对美国构成危险。如果当初的美国意识到这一点，二十世纪的历史很可能改写，冷战可能就不会形成。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的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不是那样剑拔弩张，是否也会影响到中国看待世界的角度?
1925年从普林斯顿毕业的凯南很快进入了外交界，1933年时开始在柏林一家机构学习俄语并开始研究苏联。1944年－1946年时，他是美国驻前苏联使馆中的第二号人物。在那个时代，外交系统中仍存在一些天才人物，他们令外交活动不那么乏味。比如以赛亚·伯林就是英国驻美国使馆中的一等秘书，他给英国政府写的简报实在是妙不可言，丘吉尔尽管从中得不到任何实用信息，却读得乐此不疲。而乔治·凯南则是那种能用简洁而富有文采的语言发送8000字的电报式的人物，他对于前苏联的分析结合了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学。外交不仅蕴涵着枯燥的礼仪与谨小慎微的言行，而且拥有活泼的智力创造。
到1947年时，凯南成为了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重要助手，帮助制定了美国在二战后耗费巨资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凯南还帮助成立了“战略事务办公室”，这个机构后来成为了中央情报局。他在1952年出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这一职位，但在一次发言中，他将自己这次的外交使命和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拘禁相提并论，其结果是可以猜测的，上任几个月后就被斯大林时代的莫斯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被驱逐出境。
后半生的凯南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写作中。他出版了20多本专著，其中一本讲述美苏关系的著作和一本回忆录分别在1956年和1967年获得普利策奖。他公开反对越战，宣称它很可能是“得不偿失”，最后将“无果而终”。尽管他的很多预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到了晚年时，他却承认自己影响最为深远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早在1975年，他在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时说，自己当年提出的一些策略“是我生平犯下的最大错误”。
在评价与自己的观点截然不同的卡尔·马克思时，经济学家熊彼特说，即使他的观点都是错的，但他仍是个天才、预言家和经济理论家，而且“重要的是，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对于乔治·凯南，我最大的赞叹也不是因为他的预言，而是他竟拥有如此惊人的智力能量。他再次印证了凯恩斯的著名判断：“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远比一般人熟知的更具影响力。而事实上，除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外，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左右这个世界了。许多务实之士自以为能够免除知识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是为过时的经济学学者所摆布。”
(2005-04-04)
